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推动国共双方恢复和谈，黄炎培等国民政府参政员一起访问延安。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有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简称“窑洞对”，内容深刻，意义重大，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6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在王若飞陪同下从重庆飞往延安。第二天下午，黄炎培等人应邀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当黄炎培一行来到毛主席接待客人的山坡窑洞会客室,令黄炎培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会客室里竟然悬挂着一幅他十分熟悉的画，也勾起了他的回想。
原来，两年前的一天，他拜访同住重庆的老友沈钧儒，正巧沈钧儒的三子沈叔羊画了一幅《岁朝图》，画面上有茅台酒瓶和几只酒杯，还有天竹子、腊梅、落花生、黄豆芽等物。见到老朋友前来，沈钧儒就高兴地请他观赏《岁朝图》，并请他题词。看到画面上的茅台酒瓶，他忽然想起几年前报纸上关于红军长征途经茅台镇时在茅台酒池里洗脚的传闻，一时兴起，就信笔题写了一首七绝《茅台酒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这幅画在一次画展上被董必武购得。后几经辗转到了延安，悬挂在毛主席会客室里。看到这幅熟悉的画，黄炎培倍感亲切，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暖流涌遍全身……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啊？”黄炎培坦率地回答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些，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罢黄炎培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毛泽东斩钉截铁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早在1944年，郭沫若就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取得政权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结果导致“大顺政权”失败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剖析。李自成因胜利而骄傲，又因骄傲而腐败，再由腐败而亡国的惨痛教训发人深省。毛泽东深感这篇文章对全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及时把这篇文章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并告诫全党要引以为鉴……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并对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不可磨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解放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制度。在民主政府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各占1/3，从而充分调动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御侮，并初步积累了一定的治国理政经验。1949年3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离开西柏坡前，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 “走，我们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 “我们都能考及格，不会被退回来。”毛泽东再次告诫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并坚定而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建国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搭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步框架，正是“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监督政府”思想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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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时期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70多年治国理政的艰难曲折历程。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所决定的，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体现了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治国理念。党和政府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治国理政和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也正是基于跳出历史兴衰循环周期律的深刻思考和具体实践。而作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公民，都可以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我国的国体与政体，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样，才会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